映象新闻

就这个意义上看，这比那些投资大的国有垄断项目的作用要大得多。

很多经济学家和基金经理，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宣称美国经济进入了新时期，我们应该忘掉3.5%的经济年增长率，而将2%的年增长率视为新常态。制止愚蠢无聊的诉讼的最好方法，就是增加诉讼失败的代价。

2001年的经济探底为期短暂，但却极为惨痛。通过私人经济领域的增长，将预算的相对规模缩减到克林顿执政时代的水平：相当于GDP的18%。1）承认我们过度沉溺于廉价的资金。招纳更多的海外出生的企业家。绝不是说，社会保障的私有化就是混乱的自由竞赛。

美国需要一个真实不欺的12步计划来重获曾享有多年的3.5%的经济年增长率。3）在冻结联邦预算时保留一项例外：增加军事研发费用。政府几轮调控都呈现出同样的趋势：政策出台发挥了一定效果，过了一段时间，政策在执行中被实际上变通，效果下降，以致房地产，特别是住宅业，又会呈现居民不满、舆论批评、政府被动的局面。

这种意见认为，房产税是地方税体系的一部分，对住宅开征房产税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较大的收入来源，不必减少中央现有份额，从而缓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矛盾。两种主张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现在各地最重要的动力是吸引人才，吸引投资。房产税难成地方税收主要来源房产税不能成功的第四个原因是，主张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的人期望通过这个新税为地方政府创造一个新的较大的税源，以平衡中央和地方失衡的财政分配关系。

他们认为，这个税出台以后，如果消费者想到以后持有房产要缴纳很多税，就会打消购买意愿，或是选择购买一个小房子。投机性越强，买卖越频繁，税收负担越重。

宣布对住宅开征房产税就相当于宣布恢复征收农业税一样，必定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和谐。中国的税制改革对此有深刻的历史经验。我没有看到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进行房产税试点。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把自己分享的那部分个人所得税税率超过25％的部分返还给纳税人，目的就是要吸引高端人才，这些高端人才从某个角度说就是富人。

就此，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撰文分析认为，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具备对住宅征收房产税的条件。它是一个地区一个时期（比如一个月）内销售的总收入与销售总面积之比。为什么拆迁会引发恶性事件？我们从理论上抽象掉具体的内容，可以发现，其本质和农业税是一样的。即：政府和居民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

许多国家开始反思自己国家的各种制度是否有利于吸引这些资金、财产和人员。重庆则在市两会上明确在十二五期间开征高档住宅房产税，据非正式渠道透露，重庆市拟试点的税叫特别住房消费税。

各级政府表示要控制和降低房价，应该指的是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房。比如对住宅所有者个人征收的房产税，表面上看与对开发商征收的营业税、所得税毫无关系。

所幸的是，对这样一个单主体的税制，企业、学术界、财税部门和决策层都没有提出异议，没有人说必须把所得税的规模做到和流转税相匹配的水平。当然，仍有人认为物业税的概念很好，甚至还有人认为在房产税之外还有一个物业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务院领导在最近的指示中只是强调，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房供给，鼓励住房消费，抑制住房投资和投机。地方政府无权改变政策，就从操作上变通，比如，纳税申报不要求提供原始凭证，不审核纳税人申报中住宅保有时间，在办理房产证书时不要求提供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等等。处于不利地位的地方政府为了贯彻吸引人才的战略就会比邻居降低更多的负担。实现了纳什均衡，这项政策只能自生自灭。

在刚刚开始农村税费改革的时候，对于要不要废除农业税是有不同意见的，虽然中央领导倾向于废除，但当时有一种的意见是要保留若干百分点的农业税，理由是皇粮国税，农民必须缴纳，即使很少，也不能全部取消。可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

但地方政府，特别是富裕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施吸引人才的战略，一定会像返还个人所得税的地方收入部分一样返还高额的房产税。这个比例也只能说更接近双主体，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双主体。

如果因为房产税把富人赶走，对当地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那就是因小失大了。中央政府把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视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概括来说，主张出台房产税的人提出了三个目的。实际上，同样的争夺在国内各地方政府之间同样存在，措施很多，税收当然是主要的手段，比如个人所得税。如果住宅在销售时比购买时增值了，增值部分由住房所有者和政府分享，双方之间的冲突会大大减少。政策出台以后，一些地方严格执行规定，要求销售方提供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这些地方的住宅交易量大幅度下降，房价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虽然认为房产税是地方税，但并未强调房产税的税收收入规模的问题，反而强调房产税征收范围会很小。1994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设计的并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的新税制的框架，是模仿发达国家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但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实行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制。

但深圳市和杭州市政府解释说，为这些人才提供住房补贴对深圳市和杭州市发展经济非常重要，而且并不影响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旦出现这种局面，这个地方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办法挽救住宅市场，最方便的措施就是返还房产税，或者干脆取消房产税。

为了保证收入规模不减少，先出台人头税（俗称Poll Tax，正式称Community Charge），又遇到社会强烈反对，最后换成了间接税，把增值税税率提高了几个百分点。虽然农业税废除的最后一个程序是中央政府的决定，但从理论上说就是一个纳什均衡的实现过程。

中央要求任何一级政府，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在决策前都要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风险双评估。如果关注近期媒体的话，最近一段时间的报道中质疑或反对房产税的意见越来越多了，而主张开征房产税的学者对这些质疑或反对意见很少回应。政府在为低收入群体投入大量资源解决他们的住房以后，必然还要继续或同时投入大量资源解决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问题，当然，普通居民的住房需求要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解决。事实上，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在第一期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尚未完成之时就开始制定第二期建设计划了。

到目前为止，在政府文件中，没有说过这是房产税的试点，误传会引起各方面对政府房地产政策的误解。而这些收入从某种角度说都取决于房价。

可能一些不富裕的基层地方政府会指望用这个税收来解决政府开支缺口问题。征管也是政策，地方政府对地方税务局的征管指示，使得对高税率住宅销售的调控目标难以全部落实到位。

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不是国家立法机构可以随意决定的。1998年启动的这项燃油税(费改税)改革，方向和原则早已确定，但工作层始终没有形成有关方面认可的方案。